微笑赴死的汉奸解放前夕被枪杀,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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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赴死的“汉奸”:49年5月被枪杀,解放后两次被追认为烈士!不被理解的朱大同,虽然两次被追认为烈士,还有人骂他叛徒与汉奸!

年5月11日,一位名叫朱大同的安徽人,被国民党以“通敌叛国罪(汉奸罪)”枪杀于上海闸北宋公园。朱大同遇害一年后的年及遇害32年后的年,两次被追认为烈士。

朱大同在被押赴刑场时,仍面露微笑,给人以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这一情景,被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用镜头抓拍了下来。

他这样的笑容,不像是要去赴一场死亡之约,更像是去会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这样的笑容,每看一次,心都会莫名的地痛一次。这样的笑容背后,到底隐藏着怎么样的人生故事呢?

据目前公开的资料显示,朱大同的一生,是非常复杂的:早年加入共产党,后又叛党加入中统,被日军逮捕后释放后任还乡团长,解放前夕加入孙文主义同盟,为迎接解放军渡江秘密工作,49年4月5日被国民党逮捕,直至被杀害。所以,才会被人们误读。

年出生的朱大同,又名朱公陶,安徽萧县王寨李楼乡朱庄村人。他自幼热爱读书,为人聪明,中学未毕业就在王寨小学任教员兼训育主任。16岁时考入徐州第七师范学校,继续深造,毕业后,重返王寨小学任教。

年,21岁的朱大同在王寨小学加入共产党,同年至张庄寨小学任教,组建了当地最早的党小组。24岁那年(年),朱大同升任徐州特委巡视员兼萧县县委书记。青年教师朱大同,成为当地早期革命活动的领导者。

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1月28日夜,日军从所占的上海日本租界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区域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19路军奋起抵抗,我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19路军抗战。

然而蒋、汪联合掌权的反动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

成为当地的书记后,朱大同于年积极组织抗暴活动,以策应国人抗日。张庄寨暴动失败后,他被敌人追捕,只得化妆潜往连云港市隐蔽。

为压制民众的正义行动,反动派开始在各地大搞残酷镇压人民的恐怖活动,潜住连云港的朱大同也受到冲击,在特殊的考验面前,朱大同没能坚持住自己的初心。年1月,朱大同公开叛变投敌,成为一名与党为敌的中统特务。

朱大同进入中统的第一份工作,是任徐州特务室视察员,期间,他以自己敏锐的嗅觉与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在徐州辖区内积极活动。

年,在枣庄以开设同香堂中药铺为掩护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的被他揭破,郭子化当即逮捕(郭子化被关押不久,因为证据不足,便被释放了,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副主席、卫生部副部长等职)。这是他对党的事业犯下的第一桩罪。

朱大同由于积极反共而受到上级重用,两年后升任徐州特务室主任兼行动队长。他借机潜回萧县,利用县党部在徐油坊办训练班之机,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培训反共骨干,散布反共言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年5月,朱大同任国民党萧县县长兼国民党萧县县党部代理书记长。期间,他经常制造反共摩擦,侵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发表多篇文告,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年,新四军四师东撤,朱大同亲率两个营的兵力,乘萧东办事处立足未稳之际发动进攻,给我军造成巨大损失。

年6月下旬,朱大同被日军逮捕。他表示愿与日军共同反共,登报声明后被释放。获释后的朱大同,于年就任国民党宿县县长兼清乡第二大队(俗称的“还乡团”)大队长,众多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战士和群众惨死在他手下。

一年后的年,朱大同心有所悔,职去了在反动政府里的本兼各职,改任战时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安徽太和中学前身)代理校长,干回了他的老本行。

年2月,朱大同加入“孙文主义同盟”,任江苏省支盟委员。孙文主义同盟简称“孙盟”,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批不满老蒋内战政策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开始酝酿建立孙文主义同盟。年,孙盟在南京正式创建总部,并在全国发展组织。

年,孙盟与我党取得了联系,开始接受中共的领导。孙盟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反对国民政府的工作,先后策划了国军97师师长王晏清等起义,并利用合法方式,在立法院对国民政府反动政权进行揭露和押击。

作为孙盟的一员,朱大同又积极行动起来,准备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但是,由于处事不密,年4月5日,朱大同在无锡下塘被捕,被押往上海。当年5月11日,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枪杀于闸北宋公园。

朱大同的人生中因为有了加入中统、叛降日军、担任国民党县长和军队要职等抽“铁证”一直被认定是叛徒、汉奸,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民间对朱大同的烈士身份有所争议。

但“铁证如山”的是:在朱大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年,上海便将他追认为烈士,当时追认的具体原因没有正式公布。,朱大同再次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同样也没有给出评定理由。

有人说,之所以追认他为烈士,是因为他加入了孙盟,还参与了“策划国军反叛、策应解放军过江”。也有人说,朱大同从未叛变,一直都是地下工作者,他甘愿做一名被千夫所指的“叛徒”、“汉奸”,是忍辱负重,要为我党做更重要的工作。

这样的疑问,直到上世纪末的一些史料的陆续公开,才让人们对于朱大同的态度有了根本转变。

年河南电影制品厂离退休干部处印刷的《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中提到,朱大同面对日本人的刑讯软硬不吃,最终成功逃离,以及“抗日期间,朱大同校长领导挺进第七纵队,主动与日寇作战25次,被动与敌作战19次,共44次。击毙鬼子汉奸军名,俘虏伪军人,共击毙、击伤、俘虏鬼子汉奸人,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立下了功劳”。

年6月23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在《上海地方志》中闸北区志第三十九编人物第四节烈士英名录的原文披露“朱大同牺牲时的单位职务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江苏支盟委员、中共地下工作者”。

如果没有照片里的背景,只看朱大同的笑容,我们会想象这应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刻才可以让人这样开怀大笑。

其实,当时这个笑容的背后,对朱大同来说是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而且,由于群众的不明就里,当时还有好多人对“叛国者”朱大同扔烂菜叶、臭鸡蛋等等。

可是朱大同呢?没有辩解,没有怨恨,只露出了豁达的笑,真正的视死如归,所以这个笑容尤其地具有冲击力。面对死神却有着如此豁达的笑容,如果不是一个坚强的地下工作者,何能将生死如此置之度外?!

即使朱大同两次被追认为烈士,都没能打消部分群众对朱身份的疑虑。其实,这种不被理解,就是在特殊战线上从事秘密工作所应付出的代价。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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