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六七届”初中的那些同学啊，仔细算算，从校门走出来都过去五十多年喽。这么多年，春夏秋冬不停地交替循环，想当年的青春年少，现在都已经老态龙钟啦，就像那花儿落去一样，没办法呀。人一老呢，闲坐着没事的时候就爱回想过去的事儿，好像是想把自己的青春给找回来呢。
我们这届同学毕业离开学校之后，大部分都回了老家农村，干起了农业生产的活儿。也有少数几个同学，有的去了部队，有的进了工厂，还有的到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上班去了。尽管大家的人生轨迹慢慢有了差别，可同学们之间的情谊却一天比一天深厚，让人难以忘记。
这么多年了，我始终跟好多同学都有联系呢，一起回忆当年同窗念书时的难忘日子。在这些同学里，联系最频繁的三位是费建成、闫建设和徐桂龄。
费建成比我早入伍一年。我俩的营房都在本省，他在滁州，我在蚌埠，离得不远。我入伍那年，借着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顺道去他营房见他了。
他是个机要员，岗位有保密要求。我给他打了电话后，他很快就到门岗来见我了。我们见面后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还搂搂抱抱的，特别亲热。虽然就见了一小会儿，但我俩都特别高兴。打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书信和电话联系着。
我退伍之后工作的那个煤矿，离我老家萧县县城没多远。他都已经升为军官了，探家的时候还特意跑到矿上来找我玩呢。他邀请我一起去县城溜达，还拜访了两位在县城工作的同班同学。最后，我俩还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留念。
费建成找的对象呢，是部队里一个首长的闺女。当年啊，这姑娘和费建成一样，都干机要员的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啊，他俩就产生感情了，后来就结婚了，还生了个女儿。
他女儿大学毕业之后，就出国继续学习了，学完之后就在国外定居。后来结婚有了孩子，一家三口过得特别美满幸福。费建成从副师级岗位退下来以后，有时候会带着老婆到女儿家待上一阵子，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南京自己家里。
费建成一直对家乡的亲人，还有我们这些老同学，有着难以释怀的情感。每年清明之前，他跟妻子回故乡给父母扫墓的时候，总是要叫上几个老同学见见面，在镇上的饭馆聚一聚，每次被他约的老同学里面，都有我。
前几年县城有个同学聚会，他俩口子专门从南京赶过来参加。来了之后也没闲着，到处忙乎着做些接待和服务的小事儿，像安排座位、照相、弄通讯录啥的，连聚会吃饭的钱都全包了。
还有呢，他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建了个同学群，自己当群主。他不光每天在群里跟大家打招呼，还常常转发一些不错的帖子给大家看呢。
有一回，他带着老婆坐高铁特意从南京赶到宿州来看我，还带了好茶叶和南京板鸭之类的贵重礼物。
我和同城的老同学李胜民在一家餐馆招待他。我们边喝酒边聊天，聊家乡、老师和同学，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差不多都说到了。说起有的老师和同学经历的坎坷波折，我们都感叹人生不容易。那天中午，我们都喝多了。
闫建设是我们班的“活宝”。不管有理没理，他都得跟人争几句。不管谁跟他讲话，不管讲的啥，他就会把两眼一瞪，拿手指着对方说：“不是你那么说的，你说得不对。”接着就开始不停地讲自己的看法。
时间久了，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理论皮”的外号。只要他跟人争论，对方就会讲，俺不和你说了行不，你是理论皮，谁能辩得过你啊！然后，他自己就得意地嘿嘿笑起来了。
他特别聪明。在班上，学习成绩一直都很拔尖，差不多能排进前十名。回到农村后，他靠着自己的机灵劲儿学会了缝纫机技术，接着买了五六台缝纫机，开了个缝纫机技术培训班。
周边农村的女娃，一批批地都在他这儿“学成”之后，纷纷在村里、镇上干起了缝纫的活儿，这可真是“桃李满天下”啊。
后来也不知道为啥，培训班就散伙了。他就跟徐州郊区的一个农艺师合伙，在自家几十亩地上搞起了农作物试验田的事儿，可到后来还是没弄成，只能带着老婆去南京打工了。因为年纪大了，过了几年又回农村种地，一直种到现在。
在家的时候，一到春天，他就会去山里挖些新鲜野菜，用鱼皮口袋装上，然后坐长途汽车，专门给我和另一个叫徐桂龄的女同学送过来，还会把其他农村土特产也一并送来。
有一回，他在山上瞅见一个枯树根，瞧着造型还挺好。然后就又是扛又是拎的，从徐州转车把这树根给我送过来了，还说让我找个人加工一下，再刷上桐油和清漆，那可就是个挺高档的工艺品了。
在徐州，有人想出高价买他的树根，他却说：“你们给再多钱我都不卖，这是我专门要送给老同学的！”我对根雕艺术不太感兴趣，而且平时上班忙，一直没把加工树根的事当回事儿，就把树根放在平房顶的一角，结果树根经风雨侵蚀，最后烂得没法雕刻了。
闫建设这人呢，就爱强词夺理，嘴还挺厉害，不过他心地好，人也忠厚老实。同学们都挺乐意跟他打交道的，不管同学聚会规模大还是小，每次都会邀请他。只要他在，那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活跃、热闹。
我接触比较多的还有一位老同学叫徐桂龄。以前在班上，她属于为数不多的那几个镇上老干部子女。她模样长得俊俏又秀气，唱歌跳舞都在行，性格还泼辣大方，在班里担任文体委员呢。
从学校毕业之后，她就在父亲所在的粮食系统里，做了粮油门市部的营业员。再后来呢，她和本县一位领导的儿子成了亲。公公调到宿县当县长以后，他们两口子也就跟着调到宿州市工作了。
我们全家搬到宿州市以后，一直想和徐桂龄见个面，可那时候我们没有她的电话，也不清楚她和她爱人到底在哪个单位工作，就连他们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有一回，我跟我妻子星期天出去逛街，在一条巷子里正好碰到了她。她的家就在这条巷子中间，她马上很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她家去认认门。聊天的时候，我妻子跟她开玩笑说，晓佳老是念叨你呢，你瞧他今天多高兴。
徐桂龄撇了撇嘴，打趣道：“当年我要是看上他了，还能轮得到你？”说完，我们都开怀大笑起来。
实际上，她家离我家特别近，就五六百米的距离，中间就隔了一条马路。打那以后，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碰上红白喜事，我们两家都经常互相走动。
平常哪家要是有不一样的吃的，都会互相送点尝尝鲜；哪家要是来了亲戚朋友，招待客人的时候，总会想着互相邀请去陪着；在萧县办的好几次同学聚会，我跟她都是约好了一块去，一块回来。
她五十多岁的时候得了糖尿病。她在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了很多年，预防疾病的条件比别人好，可还是没挡住病情发展。最后，她被并发症困扰，身体越来越差，连走路都费劲了。
这一年夏天，南京某部队有个当军官的大儿子，把她接到自己家精心照料，算是尽儿子的孝心。可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医院的病床上，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儿子就连夜把母亲的遗体送回了宿州的家里。
那天，我跟妻子从街上回来，路过那条小巷子的时候，突然瞧见徐桂龄家门口放了好多花圈，还有白色的鲜花。人进进出出的，都穿着孝衣，戴着孝帽，狭窄的巷子里挤得都快走不了人了。
我们心里很难过，在徐桂龄的灵柩前面停下来默默哀悼，还随了几百元礼钱，一直看着人们把灵柩抬出家门，直到在去殡仪馆的路上看不到了。
那些天，我心情特别沉重。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和徐桂龄相识相处了几十年的一桩桩往事，一直在我脑海里打转。好长一段时间，每次经过那条小巷子，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她家院门瞅上一会儿，多盼望她能从院子里走出来，跟我打个招呼啊……
